周  文
  一個進步的時代,必定是一個權利高揚的時代。縱觀當下的中國,在社會變革的猛烈衝擊下,公民的維權意識正在快速地覺醒,茁壯地生長,這是社會進步的彰顯,更是社會繁榮的奧秘之所在。但是,在這一進程中,一部分訴求維權正在走向理性的反面:合理訴求與“無理取鬧”疊加,非理性維權與過度維權交織。爬弔塔、跳樓、醫鬧、房鬧……各種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,一些訴求遠遠超過政府的可承受、可考慮的範圍,而且越演越烈。
  透過一樁樁非理性的維權案例,解析其生長的內在社會根源,往往都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引起社會高度關註,但無一不是帶有悲劇色彩,並付出高昂代價。與其哀嘆、焦慮,不如尋求化解它們的現實路徑。
  諸多事實表明,非理性維權是因為權益不可訴求或者表達機制缺失。諸多衝突和群體事件都揭示出,正是因為失去理性的維權渠道才激化為非理性行為,從而以情緒表達來宣泄鬱積。沒有相應的利益表達機制,錶面上看是高壓“維穩”,但其結果是使利益格局進一步失衡,併為更嚴重的社會衝突留下隱患。因此,化解非理性維權在於建構弱勢群體維權的“綠色通道”。
  當面對個體合理維權時,政府必須以善治的胸懷和自信姿態出現。政府部門必須首先為個體維權提供公開、透明的信息,解決維權上的信息不對稱;其次,確保理順公共維權渠道和機制,加大監督問責力度,防止推三阻四、冷漠無情;第三,解決體制障礙。由非法、暴力拆遷所引發的“釘子戶”暴力維權事件接二連三。暴力抗拆固然不理智,但暴力拆遷就一定合理嗎?因此,從根本上修改或廢除一些不合時宜的法律制度,對化解非理性維權現象將起到重要功效。第四,理順社會救濟渠道,通過借助社會力量來開闢更多合法處理維權的救濟機制。
  公民理性維權的成本必須降低。毋庸諱言,當合法的維權成本太大,就會讓更多維權者在依法維權的道路上望而卻步。“醫鬧”現象其實就是“高昂的訴訟成本下的無奈選擇”。患者在通過合法的途徑維護自己利益而得不到公力救濟時,只有依據維權的成本次優原則,走非理性的、不合法的路徑進行維權。當維權的成本超過維權者可承受的能力時,一些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自我救濟的表達就在所難免。因此如何簡化程序,降低維權門檻,降低維權成本,是政府部門當下必須要做的事情。
  身處變革的時代,新事物、新問題層出不窮,錯綜複雜,凡事都需要探索,沒有絕對現成的滿意答案。多一點包容,多一點理性,多一點溝通,才能化解社會的“栓塞”,一個官民有機互動、政府良性運轉、民間健康有序的現代化社會並不是遙遠的傳說。▲(作者是雲南財經大學教授)
(編輯:SN09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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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柏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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